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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戰略:中美經貿大變局下企業的全球觀

          2018年12月25日 17:51

          孟晚舟獲釋,但中美貿易戰的陰影尚在。對于中國企業來說,在中國企業國際化已經進入2.0階段的當下,該如何看待國際制度的復雜性?又該如何進行下一步的國際化?

          本文作者提出中國企業需要天下戰略觀——一種根植于本土文明,同時?又能與世界對話與接軌的軟實力。這種全新的全球戰略觀,需要與各類利益相關者損益相濟,能夠幫助中國新崛起的跨國公司處變不驚、建立軟實力,更好地在國際舞臺合作與共贏。

          中美貿易摩擦正在極大地改變國際貿易格局、改組跨國公司的國際產業鏈,中國企業應該如何認識國際形勢的大變局?如何調整自己的國際化戰略?在中美EMBA課程班上,我的學生們提出各種問題:

          ●我是一家美國跨國企業零部件供應商,這家跨國公司正在考慮將工廠搬遷到越南。我該跟著搬遷,還是改做國內市場?

          ●中國經濟完全是冰火兩重天,不同產業的經濟周期完全不同,貌似經濟同時處在擴張、過熱、滯脹和衰退時期,我是該投資產能,還是壓縮產能?

          ●我們公司也跟著“一帶一路”倡議,對一些發展中國家進行了投資,但這些國家隨著領導人的更換,可能引發東道國的債務陷阱,同時也暴露出投資中的腐敗行為,在這種復雜制度下,我是否應該繼續海外投資?

          ●中興事件讓我們警惕國際供應鏈上過于依賴某個國家產品,可能引發采購危機,但這些高端產品的研發投入非常高,與我們以前制造中積累的管理能力完全不同,我該如何轉型?

          ●我們的印度子公司在當地遭遇巨大挑戰,比如征地時碰到各種問題,我們該如何進退?

          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這也表明中國崛起的跨國公司正在全球征戰,需要一種全新的視野與戰略看待自身與世界的關系。

          在國家政策與企業的關系上,一種說法是,美國和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發生巨大的貿易沖突,美日1985年簽訂的《廣場協議》對日本是不平等的,導致日本“失去十年”。從《財富》世界500強1990年至2017年的歷年銷售額數據上看,日本大型企業的競爭力持續走高,在1995年公布的排行榜上占據149家(占到世界500強的29.8%),與歐盟企業數看齊。《廣場協議》以后,日本的跨國公司加速將產能轉移到東南亞,到美國直接設廠,建立研發中心,實現了高速成長。同時,日本通過在美國建立各種商會,與美國的各類非營利組織合作,通過各種游說、溝通與合作,成功化解了“日本威脅論”。目前,美國消費者購買豐田、日產、本田的汽車是一種常態,豐田普銳斯混合動力車是許多主張環保消費者的心頭好,也獲得美國政府的環保補貼。

          在《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上,日本企業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在信息技術產業上不敵美國企業,500強家數減少。而中國企業家數在加入WTO后,不斷擴張,在2018年公布的排行榜上占據120家(占到全球500強的24%,包括4家香港企業和9家臺灣企業)。這些大型企業是中國企業群在全球地位上升與全球擴張的一個典型代表。

          制度復雜性伴隨中國企業全球崛起

          規模越大,影響也越大,責任也越大。我們通過表“中國企業國際化進入2.0階段”,比較中國企業國際化1.0時代與2.0時代的差別。

          從表“中國企業國際化進入2.0階段”可見,中國企業國際化2.0時代的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企業參與全球競爭的程度加深,戰略與組織的復雜度也進一步提升,這就對企業管理層提出了更高的挑戰。這些挑戰主要表現為:

          挑戰1:進一步認識國際制度的復雜性

          我們早在2009年就提出戰略制度觀的思想,認為制度因素可以解釋不同企業間20%-30%的績效差異,某種程度上說,比企業所處的產業結構更能影響企業的績效。中興通訊因全球合規管理的薄弱,被美國政府重罰的案例說明,中國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在多國不同的監管制度下,要面對制度不同的邏輯與次序,以及制度之間的摩擦和沖突,例如中美不同的知識產權制度就引發貿易摩擦。企業在面對這些全球不同區域市場和不同制度的沖突時,會陷入無所適從的境地。這就要求企業樹立一種全球的大局觀,對應這種復雜的變化,我們在后面會詳細論述。

          挑戰2:通過國際多元化奇正相生,化解風險

          如果說加入WTO后,中國企業國際化1.0時代是積極國際貿易、增加在海外市場的參與度,那么2.0時代不僅是指全球布局、廣泛參與,更是在全球形成網絡并發揮專門化和區域優勢,形成全球的整合優勢。目前,小米在印度、泰國等亞洲國家開拓市場;攜程與全球在線旅行服務的先行者繽客(Booking Holding)開展戰略合作;滴滴在東南亞、南美等地區推進移動出行業務。而在中美貿易摩擦的陰影下,國際跨國公司也加速了將制造工廠向東南亞轉移的步伐,從而增加供應鏈的靈活性,而國際買家也正急于從中國以外的地方進口,以達到貨源的多樣化,不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對應這種新格局,中國企業家應該主動在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區域建立戰略據點,主動迎接這些地區制造能力的競爭。綜合而言,國際多元化布局可以增加組織活力,在特朗普的“不靠譜”政策下,在復雜、動態環境中增加延展性與反脆弱性,從而實現戰略上的奇正相生。

          挑戰3:通過研發掌控全球產業鏈

          隨著生產和貿易的全球化,跨國公司利用各國不同的資源稟賦與產業集群的不同分布,建立起全球價值鏈,降低成本,成功地減少了全球的通貨膨脹。跨國公司核心競爭力越來越依賴于創新和生產制造的高附加值部分,同時將大規模生產等非核心功能剝離到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中國企業受供應能力、知識編碼和交易復雜性的影響,往往處于全球價值鏈的底端,只能與跨國公司分食有限的附加價值。要想升級掌控產業鏈,就需要進入高技術的環節、更加了解客戶需求,因此研發成為企業增加核心競爭力,在全球價值鏈占據高端位置的重要力量。

          我們用圖“通過在發達國家建立研發中心掌控全球產業鏈”,表現中國公司在發達國家建立研發中心,甚至風險投資公司的戰略。研發分成研究與開發兩個維度。從發展的Y軸看,中國企業可以通過路徑1資本擴張的模式(設立分公司或者風投),在發達國家投資新的機遇。例如中國是以色列第二大投資國,投資了以色列20%以上的初創公司。然后通過市場驅動(圖中的路徑3),中國企業可以進一步在發達國家探索新業務,成為全球性的公司。

          而從研究的X軸看,中國企業在硅谷或以色列通過路徑2獲取未知領域中的創新技術、商業模式;率先掌握前沿的技術;學習全新的產品開發流程;獲得新的技術、管理人才;更新管理與組織結構,例如蔚來汽車在慕尼黑、硅谷建立全球設計中心。在技術驅動下,中國企業進一步通過路徑4產業化的發展,在與本土市場互動的基礎上,成為全球的領導者。

          “以美利利天下”

          從根本而言,中國企業在國際化2.0時代需要樹立一種新的全球格局觀,一種根植于本土文明,同時又能與世界對話與接軌的軟實力。我們從《易經》的乾卦得到啟發:“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也就是說天地萬物都享受乾元的云行雨施,生機勃勃,乾元以美好的利益,使天下通達。同時,乾謙虛而不聲張,是無聲的,為此,孔子不禁對“乾”贊嘆道:真是偉大!真是了不起!企業如何“以美利利天下”?我們從三個維度展開:

          維度1:認識什么是真正的利益——“利者,義之和”

          首先要理解“以美利”中的“利”。王夫之認為“利者,義之和”,也就說義是萬物天然的原理和法則,利是在各種事物的損益相濟中,各成其美,因而順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0年在《紐約時報》撰文,稱企業的唯一責任就是為股東賺取利潤。在傳統企業戰略觀中,股東位于金字塔頂端,員工、管理層和董事會都為股東利益服務。

          而企業天下戰略則超越了股東利益,關注更廣泛的利益相關者群體。中國企業的發展不僅是自身的發展,而且是與各類利益相關者共同發展,實現包容性的發展。這反映在華為任正非的國際化管理哲學里:“我們擔心美國、歐洲、日本的企業落后了,他們落后了,獨剩我們,我們就被孤立了。所以我們攻進無人區后,要先建立規則,這個規則不要利已,要利他,這樣才能和別人合作得更好。”

          為什么企業與各利益相關者之間損益相濟的天下戰略要優于企業自身利益最大化呢?在《易經》看來,乾的四種美德就是元亨利貞。利者,萬物各順其本性,各成其能,各逞其用,從而實現天地人的天道圓滿。為此,以企業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標很難保證可持續發展。要解決世界性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就需要一個與世界范圍相對應的尺度,這就是天下戰略。中國跨國企業就要從世界大格局看企業發展,在沖突與合作的二元對立中,發展與各利益相關者的合作,共榮俱損,促進天下公利,實現生生不息。

          維度2:認識天下的無外尺度

          中國哲學家趙汀陽認為天下體系始于周朝,具有包容性和無外性。包容性是指天下體系包容千邦,保證天地神圣秩序;無外性則意味著一種世界性尺度,意味著不存在任何歧視性或拒絕性原則來否定任何人參與天下公共事務的權利。以天下作為世界理念,由此可以推想一個作為萬民公器的世界制度。

          企業的天下戰略也可以從中受到啟發,將各種弱小的利益相關者列入自己的天下視野。例如企業戰略思想家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就倡導跨國企業關注金字塔底層(Bottom of thePyramid)市場,這個市場由全球數十億每日收入不足2美元的低收入者組成,服務這些市場雖然意味著削減產品或服務的附加值,但通過提供最基本的功能,刺激更大范圍內的需求,企業也可以在這個被忽視的市場取得成功。同樣,在天下無外思想指導下,原來無法接觸金融服務的弱勢群體可以通過微型貸款的商業模式得到貸款,從而創辦自己的項目。通過小額信貸機構、借款者社區、女性借款人、政府、小額信貸管理者和員工等多個利益相關者共同創造,一個嶄新的機會之門就此打開。

          在這一天下戰略的指導下,中國的跨國企業可以與各種非政府組織開展合作,去幫助東道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這與非政府組織在公平、教育、環境保護等方面的訴求相一致。這樣,當跨國企業面臨外來者負擔時,可以獲得獨特的政治資源和能力。此外,非政府組織的本地化知識和社會網絡嵌入可以幫助中國企業對金字塔底層市場的開拓。例如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亞的發展要處理各種勞工、社區、政府等復雜關系。通過與非政府組織合作,中國企業可以開展各種面向公眾的研討會、改善投資環境、創造當地工作機會,克服外來者負擔。

          維度3:認識與遵守天下的無偏秩序

          趙汀陽認為天下體系的普遍性在于它能夠形成各國在利益上的互相依存和互惠關系,從而保證世界的普遍安全和永久和平秩序。但全球化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也造成富者越富、中產階級收入沒有增長的結果,表明很多全球化的制度存在缺陷。

          無偏的全球化規則與制度對未來天下福祉的建設非常重要。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是中國企業必須遵守與維護的。例如華為在國際化中就非常尊重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當華為和愛立信簽訂了一個知識產權互相交換的協議時,任正非說,“簽訂以后我們公司高層歡呼雀躍,因為我們買了一張世界門票。我們一個普通員工寫了個帖子,說‘我們與世界握手,我們把世界握到了手中’。”正是這種對全球化制度的遵守與承諾,幫助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而且與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相契合,滿足東道國環境保護、公民權利、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制度要求,而免于犯下中興通訊的過失。

          朱熹說:“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天下戰略是一種正念,可以在中美經貿大變局下處變不驚;是一種關懷,推崇人和自然的和諧共生;是一種精神,兼容各種文化,創造普世價值;是一種領導力,引導天地眾生的生生不息。我們期待這一戰略能經受中美貿易摩擦與各種制度復雜性的考驗,從而幫助中國新崛起的跨國公司建立軟實力,更好地擁抱全球化的未來,更好地在國際舞臺合作與共贏。

            本文來源: 哈佛商業評論 責任編輯:sinomanage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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